看港台影视剧，总会感慨一些老戏骨演得好；查他们作品表，个个有拍过上百部的经验；就算不是科班出身，有数量积累也能完成质变。听老戏骨讲古，各种爆料轶闻不绝于耳，总会特别欢乐；最近有幸与前辈田丰聊天，也是受益良多。老爷子解放前在内地跟过话剧团；1949年到台湾后从事电影和戏剧演出多年；60年代年去香港发展，在邵氏公司以副导演和演员身份待了十年，与李翰祥、胡金铨、张彻、程刚、罗维等名导都有亲密合作。田丰既精台前表演，又懂幕后制作，更因在早期台湾影坛浸淫日久，对港台两地影史渊源了解颇深，所以讲起邵氏创牌子那十年（1960——1970）来，视野所及，较之只做导演或演员的前辈更加广深独到，内容完全可做邵氏电影研究的重要佐证。小子不才，得田丰老师授权，特笔录整理之，希望为港台影史留一张侧影特写。

1949——1960 《阿里山风云》与惨淡的台湾电影

我49年跟着国民党的空中话剧团去了台湾，到了没几个月，刚好上海的国泰电影公司到台湾出外景。这个戏叫《吴凤传》，吴凤是台湾的一个传奇人物，主要演员都是公司从上海带过来的，其他演员则在台湾本地找，就找到我们。后来上海要解放了，公司的资金来不了，台湾有片商接手拍这个戏，一部分演员要回去就送回去，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来。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就不打算回去，军队也不干了，拍了这部电影。因为演主角吴凤的演员不能来了，这个角色就找当地的演员，这演员的分量不够啊，就改故事，加入了山地人恋情的情节，又加了个男主角蓝天虹，所以改了名字叫《阿里山风云》，乔宏演个酋长，我演个县长，张彻是挂名导演，执行导演是张英，编剧是申江。拍戏的时候我只是公司聘请的演员，跟张彻还不熟。

《阿里山风云》拍完之后，我就呆在台湾。那时候台湾电影很凄凉，都是国家拍的政策戏，拍的都是反共抗俄。有三个电影厂，国防部有一个中国电影制片厂，台湾省有个台湾电影制片厂，只有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一年拍一部，那两个还不拍。五十年代中期有所转变，台湾老板拍台语片，国语演员怎么办呢？国语导演也去拍台语片，国语演员就做副导演，化妆，剧务，要赚钱嘛。五十年代后期台语片很蓬勃，一年拍十几二十部戏，那时候拍戏也比较简单，黑白片，小银幕，一个月就拍完了。我也做过副导演，有时候兼化妆师，也简单，油彩就两种，一个28号，一个30号，28号是女人用的，30号男人用的。朋友互相照顾嘛。

五十年代末期，香港电影常过去台湾拍戏，那时候香港最大国语片公司是国泰（注：最早拍《阿里山风云》的是上海国泰，与陆运涛主导的香港国泰并非一家），还有一些私人独立制片也常到台湾取外景，虽然不多，一年总有几部戏，无形中就有交流。我就是因为拍了一部来台湾拍外景的香港独立制片，后来内景要回香港拍，我就跟着去了香港。这个导演是罗维。

    “田九部”入邵氏先签“副导演”约

我是60年到的香港，两个月不到接了九部戏，得了个外号叫“田九部”。那时候邵氏公司刚启动清水湾片场，12月份就开始用了，有六个棚，但只有一个棚能用。第一部戏就是李翰祥的《杨贵妃》，拍马嵬坡那段。有一场是行军到马嵬坡，三军不动，士兵起来反抗，有甲乙丙丁四个兵，逼着唐明皇杀杨贵妃，甲是朱牧，乙就是我。

我跟邵氏合作第一部戏是袁秋枫导演的《夜半歌声》。跟邵氏签合同后的第一部戏是《花田错》，胡金铨编剧，严俊导演。当时邵氏公司基本演员男主角就一两个，张冲，赵雷。女的很多，丁宁、杜鹃，李丽华，林黛。我在《夜半歌声》演看戏院的怪老头，在《花田错》演打虎将李忠，这个是古装戏，很多邵氏导演一看，我的扮相很好。老导演岳枫拍了一部上中下三集的《原野奇侠传》，我是头跟尾都有。

拍完《夜半歌声》之后，袁秋枫筹备一个戏叫《黑森林》，这是一个马贼的戏，整个就在台湾拍。我之前跟他合作很愉快，他问我能不能帮忙做副导演。我说我不做，我也做过副导演：副导演要偷懒也可以很轻松；要真正做事，比谁都累；还有，跟导演关系不够的话，也很难做，我跟袁秋枫是新交，交情上没把握合作的好。但最后还是推不掉，接了我就帮他打个预算书，名字叫《黑森林演职员手册》，里面包括有多少布景，服装有多少，有多少人员。这个东西在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没有副导演做过，这个工作应该是制片做的。袁秋枫拿到以后不但满意，还拿给邹文怀看。邹文怀没见过这个，问这是田丰做的？这样的人才咱们公司应该要啊。

我属于硬里子演员（注：戏班术语。主角是“面子”，配角是“里子”，一些配角因艺术根底深厚被称为“硬里子”），我应该也是第一个进邵氏的硬里子演员，但签的第一张合同是副导演合同，那时副导演一部戏只拿一千多块港币，一年至多做三部，我说这个不够我们一家生活，我跟你一签，整个卖给你了。邹文怀也很会做，另外跟我签了一张演员合同。这样，我才签下来，那是1961年尾。

61年到62年，邵氏公司生产量很大，先把粤语片打垮，因为它是黑白片嘛，邵氏是进入彩色世界。粤语片的演员制片通通都往邵氏跑，这么一来，国泰也受影响，他们拍的戏没有邵氏卖钱。63年邵氏的气势已经有了，国泰已经跟不上了。那个时候邵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古装戏组归李翰祥负责，他下面两个副导演升做导演，一个是高立，还有一个王月汀。胡金铨是李翰祥把兄弟，本来是做演员的，也写剧本，后来感觉自己做演员没前途，因为外形受限制，就想转做导演。李翰祥正好也想把胡金铨吸收到这组里面，但胡金铨不喜欢拍《玉堂春》这种黄梅调，但没办法，不拍没这个机会。

当时我给《玉堂春》做副导演，做着做着赶上电懋跟邵氏打对台，拍《梁山伯与祝英台》，全邵氏导演都停了，《玉堂春》也停了，胡金铨都去拍《梁祝》了，我也调去做副导演。胡金铨拍一组，高立拍一组，李翰祥自己拍一组，三个副导演，一个朱牧，一个我，一个刘易士   我是专门负责三个棚的布景，刘易士负责服装道具，朱牧串联三个棚的情况随时报告给李翰祥知道。邵氏只有六个棚，三个导演一个人占一个棚，剩下三个棚要搭布景啊，这个拍完马上就赶那个，拍的天数我不记得了，反正这部戏拍完以后，别的导演才能拍戏，那是一次记录。

《梁祝》台湾大卖有历史原因

《梁祝》在香港上演不卖钱，没想到台湾卖钱，这里面有历史原因。那时候台湾跟日本有邦交，每年进口日片数额非常多，台湾所有的大戏院都放日片，国片很少。邵氏公司在台湾也不是自己发行的，是给另外一个叫国际公司的发行，这个公司不光发行片子，还做别的生意，真正的负责人叫夏维棠，另外两个，一个叫张应九，一个叫张陶然。他们是台湾发行公司的托拉斯，连邵氏跟他们还价钱也没办法，这都有矛盾。后来（1963年）台湾跟日本断交了一阵，戏院老板慌了，日片没得发行，只有发行国片，有个发行西片的老板叫黄明，跟邹文怀是同学，都是上海人，两人一谈，正中邹文怀下怀，正不想给国际呢，好！就给他。黄明这个人也有眼光，《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他连锁戏院头一炮，没日片以后，头一次上演的就是《梁祝》。这是机会，结果大卖，把台湾变成 狂人城，这么一来，邵氏把所有片子都给他了。

国际的老板也不简单，就跟新加坡的电懋联络，联手陆运涛对付邵氏。张陶然是多谋的人，他发现邵氏内部斗争很厉害，李翰祥不满意，凌波也红了嘛，就想办法把他俩弄走。张陶然这一套还真行通了，李翰祥被说动了，凌波也说好了，邵氏就很紧张了。我只是耳闻，听说凌波没有走的原因是邵逸夫用钞票砸出来的，何冠昌带着三十万现钞摆在面前，六十年代的三十万啊，走得了么？当时跟李翰祥离开邵氏的，除了朱牧，几个基本的道具、剧务，还有一个布景师，姓曹，但在邵氏也不算第一流的。

李翰祥为什么要走呢？当时谣言很多，其中之一是邹文怀找袁秋枫对付李翰祥。袁秋枫本来拍厦门语片的，邹文怀看他拍得不错，就拉进邵氏来了，这个导演修养不够，进去就造成这样一个气氛，实际他和李翰祥的导演功力根本没法比。后来袁秋枫不干了，去了电懋，再回邵氏时方逸华已经来了，先让他做邹文怀的活，做了俩月，不行，就改做片场厂长了。

在邵氏片场，有一个剧务主任叫陈翼青，他是三级的职员，但拿一级的薪水，比厂长都高！陈翼青可是一个老资格，做过编剧、导演、也做过演员，在上海跟岳枫一个时期的，经验非常丰富。那时候邵氏的会计成本算起来，一天开出六组戏才不赔钱，如果一天开七组就赚一组，八组就赚两组，陈翼清就能做到每天不管内景外景最少给邵逸夫开出六组。这个很难调度的，邵逸夫每天上班一进办公厅就是看这个，今天是内景几组，外景几组，陈都是一早先到邵逸夫那里挂牌子，这一天工作情况清清楚楚，都在那牌子上。所以陈翼青薪水比厂长还高，而且一直拿到死，人才嘛，。任何事情，他没有搞不定的，这么大一个公司，经验不够做不来的。

张彻成为“百万导演”之前

李翰祥走后，邵氏冒起最厉害的导演就是张彻了。他比我早来香港两三年，开始是李湄请他拍戏，但拍的戏也不卖钱，他就留下来在报馆写影评和武侠小说。后来邵氏请张彻，但他刚跟国泰签的约。那时候台湾去的就我和他两个人，张彻还跟我研究：你看，国泰昨天刚签，今天邹文怀找我。我说：不用考虑，做人要有诚信，你跟国泰签了一年，就做完一年，你跟邵氏讲，有诚意就等我一年，那时候我也是两个公司都要应付嘛。张彻就在国泰做了一年，然后到邵氏做编剧，邹文怀让他写个剧本给李翰祥拍，我想这不是找麻烦么？人家会拍么，但李翰祥也高段，接受了，拍出来还赚钱呢，就是那部《一毛钱》。这是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前的事，后来李翰祥离开，张彻开始做导演，第一部戏《虎侠歼仇》，邵逸夫不满意找人补戏，找的剧务主任陈翼青给补，他也会做人，还是用张彻的名。之后拍《蝴蝶杯》，又不好，这回让袁秋枫来补，他也是应付事。第三部戏《边城三侠》，卖座就不错，再下来《独臂刀》，就是百万大导演了，全邵氏没有过的。

1971年邹文怀出走，拉了王羽、罗维，本来还有张彻，但这个人有眼光，他觉得邹文怀出去做，不太可能做得好。其实罗维也跟我谈过，我根本不考虑，那时候我觉得邵氏是电影工作者最好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