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拥有理性吗？

蜘蛛人

“人类拥有理性吗？”
弗洛伊德时代流行的普遍的人性观点是人类受着理性的驱使。人们把自己看成是有理性的存在，人们是在理智和意识的控制下追求快乐与善良、躲避痛苦与邪恶。这种对人类理性的强调主宰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并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叶。事实上，它一直持续到弗洛伊德革命性思想的诞生。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人们缺乏教育与知识并不可怕。也许他们的推理能力因此会不甚健全，但本质上说人类拥有理性是毋庸质疑的。
弗洛伊德本人刚开始也是信奉人类拥有理性的。起初，他甚至对心理学毫无兴趣。在事业之初的那些岁月中他一直从事着医学研究，并在解剖学领域里颇有建树。弗洛伊德喜爱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他的大量的先驱性实验使得可卡因成为麻醉剂。他还辨别出一些儿童神经疾病。此方面的记载已经成为现代医学宝库的一部分。
在幸运之神的关照下，弗洛伊德获得了一次赴法深造的机会，并有幸投身于两位杰出的法国医学心理学家查科特和伯纳姆的门下。当时，查科特是法国最著名的医院门诊部的负责人。他所施行的催眠治疗法引起了举世的关注。
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医生弗郎兹.安东.梅斯默就已将催眠术介绍进法国。他将自己的发明称为“动物磁学”，而其他的人则称之为催眠术。尽管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法国医学科学院对他滥用催眠术深表不满。因此在退休之后他去了瑞士，并于1815年悄然去世。后来，伟大的查科特重振了这种神奇的方法，并运用了他去治疗歇斯底里症患者。

“时髦的病症”
在19世纪末期，歇斯底里是一种普遍的、令人困惑的病症。大约从188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流行着歇斯底里症的狂潮。他有些像我们现在所称的身心病症，只是现在的身心病症没有那么多的戏剧色彩。当时典型的“身心病症”往往表现为各式的瘫痪或部分的肌体功能的丧失。病人的一只胳膊、一条腿或两条腿会变得柔软无力或瘫痪，或者他的肢体出现了痉广性的病理变故。由于当时诊断设备非常有限，医生们认定这些症状起源于机体的本身，即神经系统的病理变故。因此，人们采用了各种身体疗法，如按摩、沐浴，但所有的努力均以徒劳而告终。
查科特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他将病人置于催眠状态之中。事实上，病人此时极为敏感。在这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下，病人能够清楚地听到他人的说话、作出回答，并能依指令而采取行动。查科特命令病人移动瘫痪的手臂、从轮椅中站起、用那已被认定为瘫痪的腿走路。在睡眠状态中，病人依命令而行。他的那些肢体根本没有流露出任何瘫痪的痕迹。查科特还告诉一些病人，当他们醒来后，就可以用瘫痪的手拿东西、或用瘫痪的腿走路。当病人从催眠状态中醒来后，他们确实能那么做。
这一切看似极富戏剧性。后来，查科特在一个圆形剧场中为来自欧洲各地的好奇的观众、学生、医生和知名教授们作了多次催眠展示，戏剧性的场景进一步推动了查科特的成功，因为这种环境更易催眠。
可是事实上查科特的壮举并不能真正治愈这些病症。人们沮丧地发现，那些效果往往转瞬即逝。病人迟早都会回来，而其病症仍未有大的改观。这样，他们只好接受定期的催眠治疗。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展示还是让人激动不已。它们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在绝大多数的病例中并不存在什么机体性疾病。如果病人的神经或肌肉有何损伤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在催眠状态下仅仅依据指令就能让瘫痪的肢体正常地弯曲移动。
弗洛伊德对查科特的成就特别难以忘怀，因为他本人在自己的理论引导下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起初，对于任何不依据机体功能解释“歇斯底里症状”的学说他都投以轻蔑的一瞥。但现在，他亲眼目睹了一次次的并非由身体的治疗而产生的戏剧般的变化。

“我不得不这么做”
离开查科特的诊所后，弗洛伊德来到了南希。在这个法国的城市中伯纳姆正做着类似的工作，只是他的所为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伯纳姆的工作场地不是诊所而是一见实验室，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展示催眠术。他设计出一些简单是实验，并谦逊地称之为“A”类实验和“B”类实验。例如，他将病人置于催眠状态中，然后说，“待会我会让你醒来。在你醒来的两分钟后，我要你走过这个房间，从那个架子上拿下一把雨伞并打开它。”
当病人从催眠的状态中醒来两分钟以后，他真的走过房间，从架子上拿下了一把雨伞，而且打开它。这就是伯纳姆的“A”类实验。用今天的话来说，它验证了催眠状态的存在。接着，伯纳姆向病人发问，这就是“B”类实验。他会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病人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如“我想看看伞是不是好的”，或“我想天要下雨了”，或其他的答案。这些回答在当时的情景中似乎都自然合理。
但伯纳姆教授并不接受这些回答。他坚持问道，“不，这些回答都不对。你为什么要打开那把伞？”病人立即垮了下来，承认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心理有什么东西似的，我不得不这么做。”
最终，当伯纳姆继续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病人终于顿悟了。不知怎么，病人明白了真相。他回答，“是你告诉我这么做的。”
弗洛伊德一遍遍地观察着。在回维也纳的途中他对看到一切进行着深思。他是“从沙堆中看世界”的天才。从这项实验中他悟出了人们忽略的人类巨大潜能。弗洛伊德从此告别了临床神经病学。在随后出现的著作中他再也没有提及过神经病学。从此，他的思想沿着心理学的轨道向前迈进。他那富有创意的思想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名字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弗洛伊德继续探索”
首先，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探索潜意识动机存在着可能。他想到：如果伯纳姆能将一个想法注入患者的思想中，而患者能够依此行动却根本未意识到它的存在，那么我们怎么能保证每天所做的事都能自认其理。事实上我们一定有误！弗洛伊德意识到，也许我们正与那病人一样做着无数的同类的事！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问某人，“你为什么这么做”时，被问的人总能给出一个貌似合情合理的答案。但是，自弗洛伊德以后我们也明白了，我们所作出的回答经常是经理性化后的解释。
当有人告诉你他为什么投民主党的票，或他为什么投共和党的票，他为什么要结婚、离婚、换工作或弃学，他为什么一辈子也不吃牡蛎或打蓝色的领带，他所说出来的“理由”往往显得聪慧并富有说服力。
但是，这些“动听”的回答与伯纳姆从那些测试对象口中诱出的为什么要撑开雨伞的答案极其相似。它们听上去合情合理。当一个人说日打开伞是想看看伞有没有毛病的时候，这样的回答就是聪明有理，甚至还能显出研究的才气。
我们作出的回答，如同那些置身于催眠状态的人的反应一样，都折射出我们的智慧和理性。但如同伯纳姆的病人一样，我们的回答经常并不真实。在那实验中，只有他们脱离了羁绊，真相才会脱口而出，“我不得不这么做”。
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并不是自己常常想象的那样具有极高的理性。我们以为在作出抉择之前自己已经明辨了是非，但弗洛伊德发现理性的思想往往存在于抉择之后，对于当事人来说，最初的想法也许对自身并无益处。但在内心的驱使下，他会采取行动。随后，他会用“完美”的理由为之辩护。
我们的选择与其说是从理性的思维中，倒不如说是从内心的冲动压力中腾然跃出。它们源于人们内心异常活跃不定的本能。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运用自身的本能使选择易为自己和世人所接受。
爱也涉及到选择。当认识到我们的选择并非总是基于理性时，我们将意识到自己对于爱的理解又得到多大程度的加深。人并不总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有理性的可靠的存在。在我们透过有意识的、“完美的”回答探究行动的动机时，我们对自身行动的认识将愈加深刻。
弗洛伊德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前进。他想到，如果我们坚持问病人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做那些事情，那么我们也会找到真正的答案。如果将这种询问不断地向前推移，我们甚至还可以帮助他们发现到底是谁将此想法置于其脑中，或者他究竟源于何处。
回到维也纳不久，弗洛伊德再次与幸运之神相逢。他碰到了那位年长的杰出医生约瑟夫.布鲁尔博士。当时，博士正在运用催眠术治疗一些歇斯底里症患者。与查科特不同的是，他并不向被催眠的病人说醒来后将被治愈。布鲁尔博士让被催眠的病人回答问题，或漫无边际地与病人闲聊。他发现，不论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人们在被催眠的时候的紧张状态得到了放松，他们从这种后来称之为“心理宣泄”的方法中获益非浅。病人们一再发现他们原以为已经过去的、被遗忘的许多经历与思想在催眠状态下又重新浮现了出来，并且似乎正以某种形式影响着他们。

ray89573

有时直觉更靠谱
呵呵

爱护家园

我觉得你也很理性啊!哈~